中国菜系众多,因为国人的口味实在五花八门。说到做人的方式,要比烹饪更为五花八门。有人选择奸诈、有人选择敦厚、有人变通、也有人笃实,当然还有人选择无耻!
各个行业都有其权威,无耻之徒也自有其领军人物。山东作协副秘书长王兆山堪称其中翘楚。我们常说“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”,但是,王老师就给我们验证了天外有天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。王老师以身作则,用自己的作品揭穿了史上大多数无耻之徒的嘴脸----原来,跟王老师比这些人都是披着无耻外衣的业余爱好者。
当然,如此高的评价不是空穴来风,没有骄人业绩,是不能获此殊荣的,首先,王老师文笔很厉害,没白在作协混;其次,王老师的视角根独特,大脑能够摆脱人类共有特征进行思维,是很值得钦佩的。下面的这一阙词就是王老师的得意之作:
江城子
废墟下的自述
天灾难避死何诉,
主席唤,总理呼,
党疼国爱,声声入废墟。
十三亿人共一哭,纵做鬼,也幸福。
银鹰战车救雏犊,
左军叔,右警姑,
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。
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。
如果你不由衷赞叹,你不认为做鬼是一件幸福的事情,如果你不愿意用死来“亲历大爱”,只能说你没有追求,甘愿和几十亿人类为伍,而且自愿放弃“无耻”这一人人共有公民权。从王老师的角度看,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,因为在王老师眼中,四川遇难的同胞,与中奖的彩民无异!
诚挚地祝福王老师,早日亲历大爱,做一个幸福的鬼。
平心而论,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在灾难面前行动迅速、办事高效的中央政府,且不说是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,使它可以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单就它充分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进行重建自救的能力来说,实在不能给予过多苛责。救灾刻不容缓,军队第一时间开进灾区,迅速展开大规模的营救工作;全国各地的政府、单位、个人以及慈善组织踊跃捐款捐物,支援灾区;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滚动播出最新灾情,主持人数次哽咽说不出话来……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改变,看到了太多的来自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,可是我们难道要仅仅满足于此,并满心欢喜、感激涕零、感恩戴德地山呼万岁吗?
这位为灾区捐献了400块钱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同志正是如此,不但自己“临表涕泣,不知所云”,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强奸逝者的意愿,替十万逝者代言,面对“党疼国爱”,发出“做鬼也值得”的高呼!据说王同志还是个什么诗人,他的这首《江城子》和郭沫若的“拥护党中央,拥护华主席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!也可以理解,王兆山,这个半世苟活在专制体制之下的“作家”,这个在半官方机构“作协”里混饭的“同志”,做惯了努力,写惯了柔顺的文字,看到一点点“上峰恩惠”就激动得不知所措,,非要发出些充满奴隶逻辑的言论,表达其身为奴隶的光荣和欣喜!
王同志究竟有何资格替逝者代言呢?他根本没有经历过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,对那种突如其来的死亡既没有亲眼目睹,也没有直观体验,十万逝者,对他而言,根本无动于衷;十万生命,对他来讲,在“党疼国爱”面前,根本不值一提。否则,他就不会发出那种“做鬼也值得”、“坟前看奥运”的感慨了!从字里行间,甚至能看出王同志的这样一种逻辑:就是死了,也不能忘记我们伟大的“祖国”承办了“奥运”,不能忘记“主席唤、总理哭”的大慈大爱啊!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君主独裁时代,君教臣死,臣不得不死,不但要欣然领命,还要三跪九叩地谢恩。王同志宣扬的不就是这种逻辑麽?在王同志眼中,政府和民众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,也是上级和下级、主人和奴才的关系。统治者或主人有权力从被统治者或奴才那里抢去什么、拿走什么,奴才不但不应该表示异议,而且还要甘心情愿,认为是理所应当。而一旦统治者或主人施加些小恩小惠给被统治者或奴才,则是“皇上开恩”,应该永志不忘、大书特书了。我又想起了鲁迅说过的,那两句被引用滥了的老话,中国有“做稳了奴隶“和“做奴隶而不得”的时代。我们王同志的思维,不就是停留在这两种时代当中、对自己的奴隶身分依依不舍、恋栈不去吗?
我无意用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来描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,但让我悲哀的是,作为一个省“做鞋”负责人的王同志,竟然连臣民和公民的概念都分不清楚。就像我们从前的老人家,从来不知道有“权利“这回事,而说他的“权力”是人民赋予的一样。作为政府,在突如起来的灾难面前,担负起自己抗震救灾的责任,本来天经地义。作为统治者,套用文明一点的术语我们称之为“公务员”,关心民生,心存民众疾苦,为民众服务,也是他最基本的职责。如果他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,那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失职?或许我们看惯了从前的统治者们对民间疾苦的冷漠,看惯了他们对生命的践踏和蔑视,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废墟前含泪指挥营救,看到他们进灾区的帐篷中慰问灾民时,就欢呼雀跃,就感激涕零,就山呼万岁——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、扭曲的奴隶心态!用一个浅显的比喻,一个人总是上班迟到,偶尔有一天不但没有迟到,还早来了十分钟,我们就可以因为他这早来的一次而说他是一个合格的职员?
面对这样的灾难,王同志本可以选择沉默,本可以在家里三跪九叩,山呼万岁。即使对十万生命熟视无睹冷漠无情,我们也可以原谅,也不能像那个可鄙的“郭跳跳”一样,站在所谓“道德”的高度给予谴责,可是当他对自己内心的奴隶情结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时,当他号召逝者“做鬼也要铭记党国”的“大爱”时,当他不知廉耻地说出什么“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”时,我们如何也不能原谅他!
可以说,王同志把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奴隶哲学演绎到了极致!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张同志、李同志,他们都是王同志的同龄人,和王同志一起经过了那段幽暗的岁月。他们津津乐道的回忆所谓的“改革开放”,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,让他们有机会参加工作或升学深造,然后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和地位。回忆这些时,他们和王同志一样感激涕零,他们从来不去追问,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,究竟是由谁剥夺去了呢?我再次得到的这些权利,是我应该得到的,还是统治者对我的施舍?或许我们会说,一切都在变化,对一切都不能苛责。可是我们不能容忍这些既得利益者蜕化为保守势力,成为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!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津津乐道,将公民和臣民的概念互相混淆!
“天灾难避死何诉”,四川地震诚然是“天灾难避”,但活生生的生命瞬间被夺去,对任何死难者而言,都是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。死难者活着的时候大概是没有享受欢乐幸福的权利的,死了连悲伤呼告的权利也被剥夺。也许王大作家哲学学得好,思想境界高,不为必然的失去而萦怀,但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去代表死难的十万同胞,要求他们死了也忍气吞声?
“主席呼,总理唤,党疼国爱,声声入废墟。十三亿人共一哭,纵做鬼,也幸福”。借用林昭的一句话表达我的感受:“自有人类历史以来,未有此千古奇文也”。草民生命就如此之贱,只为死后享受到“主席呼,总理唤,党疼国爱”的浩荡皇恩就死而无憾,欣然赴死?大概王大作家在此种情况下,是非要从废墟里挣扎着出来磕几个头不可的。但是你贱不能代表别人也贱!
“银鹰战车救雏犊,左军叔,右警姑,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。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。” 死难者不仅有小孩,还有老者和成年人,如何能说“左军叔,又警姑”?这并非仅仅文字的挑刺。军人、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,他们个人虽然年轻,但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权力机器,宜乎你们这些草民应该高喊叔叔姑姑。代表老百姓喊叔叔、姑姑,足见王大作家对国家权力的膜拜。“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”。是啊,在人民民主国家,个人的生命一钱不值,唯有国家民族的利益高高在上。享受到民族大爱的草民,岂但死要知足,还要含笑九泉!“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。”真乃神来之笔!死难者死则死矣,留在人间的老人或小孩亦不足挂齿,唯一的遗憾,就是看不到北京奥运。说来也是,老人孩子终有一死,由他去罢,唯有奥运是小百姓的百年梦想,岂可忘怀!
作者王兆山,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区区孤陋寡闻,以前从未听得王大作家大名。但我坚信,此文一出,王大作家必然名垂千古。